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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歌词]僕がいる所

https://music.douban.com/review/7764236/

 

僕がいる所
我的存在之处

Performance:秋元真夏、生田絵梨花、生駒里奈、衛藤美彩、斎藤ちはる、桜井玲香、白石麻衣、高山一実、西野七瀬、橋本奈々未、深川麻衣、星野みなみ、堀未央奈、松井玲奈、松村沙友理、若月佑美

君のことを考えた
我想了想关于你的事情
僕が死んだ日のことを…
在我死去的那一天…
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いけど
虽然想一直陪伴着你
別れはやってくる
但离别终究还是会到来

君はきっと泣くだろう
你一定在哭泣吧
僕のいない現実に…
面对我已不在的现实…
いくら泣いても泣いても
但无论哭了多少次
涙が止まらない
泪水还是无法停止

空の上から見てる(僕も)
从天空向下望着你(我也是)
悲しくて悲しくて(つらい)
悲伤无边无际(难受着)
でも叫んでも 声は届かない
但是无论如何叫喊 声音也传不到你那去
慰めようにも 見えない存在さ
想去安慰你也做不到 我只是你看不见的存在

だから決めたんだ
所以我决定了
僕がいる場所を…
我所在的地方…
部屋の右側の壁の端っこに
是房间右侧墙壁的角落
悲しくなったら ここへおいで
若你感到悲伤的话 就来这里吧
背中つけて
将背紧靠着墙壁

ごめん 一人置いて行って…
对不起 留下了你一个人…
たったひとつ気がかりだよ
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だからそっと微笑んで
所以请展露微笑吧
僕を許して欲しい
原谅我的离开

もしも生まれ変わったら(絶対)
如果还有来生的话(绝对)
君にもう一度逢いたい(神様)
还想和你再一次邂逅(神啊)
でも赤ちゃんの 僕を君は見て
但是当你看见还是婴儿的我
気づいてくれるか 僕だってわかるかな
能够察觉得到吗 那就是我啊

だから決めたんだ
所以我决定了
僕のその証拠
证明那是我的方法
君の手を握り 二回ウィンクする
就是握着你的手 眼睛眨两下
ぐずっていたって眠ってても
无论是在哭闹还是在安睡
キスをしてよ
来亲一亲我吧

人は永遠じゃない
人不会永生
誰も去る日が来る
谁都有死去的一天
だけど愛だけはずっと残る
但爱会永远留存下来
僕がいなくなっても
即使我不在了
まわりを見回せば
请看看四周
ちゃんと君の近くにいる
我就在你的身边
永遠に見守ってる
永远地守护着你

だから決めたんだ
所以我决定了
僕がいる場所を…
我所在的地方…
部屋の右側の壁の端っこに
是房间右侧墙壁的角落
悲しくなったら ここへおいで
若你感到悲伤的话 就来这里吧
背中つけて Ah
将背紧靠着墙壁 Ah

だからそう君も 約束して欲しい
所以想要和你约定
一週間くらい泣いて暮らしたら
在哭泣了一周时间以后
深呼吸をして空を見上げ
请仰望天空做个深呼吸
笑顔を見せて
露出你的笑颜

君のことを考えた
我想了想关于你的事情
僕が死んだ日のことを…
在我要死去的那一天……、
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いけど
虽然想一直陪伴着你
別れはやってくる
但离别终究还是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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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時は移り 所は変われど 人類の営みには何ら変わることはない
即使物换星移,世事有所变化,人类的所做所为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In every time, in every place, the deeds of men remain the same
Zu jeder Zeit, an jedem Ort, bleibt das Tun der Menschen das gleiche.

[转贴]“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如何翻译?

译海拾珠 | “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如何翻译?

2014-12-30 14:47:28

[转发]医患冲突十年嬗变:从哈医二院到北医三院

安然

导读

医生本应合法地获得体面的收入,然而在扭曲的医疗体制的绑架下,他们往往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捞钱”。以逐利为目标的医疗行为严重动摇了病人对医生尊重和信任的基础。


十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乘出租车来到北京紫玉山庄大门口,翁强派了一辆带警灯的汽车把我接到他的住处。我吃惊地发现,这位中年商人赤裸着上身,焦躁地在两套房子之间来回走动,不停地接听电话,大声应付着全国各地记者的来电。虽然我是按事先约定来采访他的,但是当天晚上,他并没有时间坐下来和我谈什么。后来,他亢奋地对我说,“我要搞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他用这句话打发了我一整晚的等待。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建议我的报道取名为“白衣下的黑幕”。

翁强是轰动全国的“哈医二院天价医药费案”中死者翁文辉的儿子。当时,媒体纷纷使用“住院67天总花费550万元”的骇人说法描述这一事件,引爆了全国上下对医疗界的愤怒,以及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两次进入紫玉山庄别墅,我看到翁强在风暴眼中一直运筹帷幄,调动各路媒体,他当时的气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果然,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最终以《坚定不移地做维护群众健康的忠诚卫士》为题,通报了中纪委、监察部、卫生部和黑龙江省纪委联合调查组对哈医二院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情况。该院从党委书记、院长到直接当事人共十余人分别受到撤职、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这起历时近半年的医患纠纷案,在搅动了广泛的民意和引起高层关注之后,渐渐落幕。

然而,“天价医药费”的标签虽然足够耸人听闻,却远不足以揭示真相。“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医德医风教育不深入,医德败坏、法律意识淡薄”——官方如此陈词滥调的结论可能偏离了事实的本质。

更为深入的调查发现,虽然哈医二院对75岁的终末期恶性淋巴瘤患者翁文辉的医疗处置不乏各种瑕疵,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这一过程,在当地被视为一次极为不寻常的特殊治疗。
根据目击者对细节的描述,病人转进医院的时候,“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除此之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患者住院的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组成了一个“超级会诊队伍”,进行了100多次会诊。而哈医二院在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在北京,我走访了其中的数位知名专家,而更多的专家则对自己所参与的这次特殊的医疗活动讳莫如深。

绝大多数媒体并没有兴趣去追寻更多的事实。翁强的“爆料”和公众的怨恨在当时形成强烈共振,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暴,裹挟着报道者在对这家医院穷追猛打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揭开整个医疗界“黑幕”的集体宣泄。一家媒体在报道的开头写道:“今天凌晨5时,在苦苦等候十多个小时后,在北京北郊的紫玉山庄度假酒店,本报记者终于见到了‘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关键人物翁强。他是550万医药费的主要支付者。”

十年前还没有微信和微博,翁强就是那次事件中唯一的“大V”。当时,不仅哈医二院和当事的医护人员没有申诉的机会,极少数媒体对复杂事实的深入探究也无人喝彩。官方最终认定,“天价医药费案是一起典型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严重损害了卫生行业的形象”。而事实上,出于对事件复杂背景的考虑,对哈医二院的这次极为特殊的医疗案例,最终的处置主要是以平息公众普遍的仇医情绪为诉求的。


在经历了那次采访之后,我对医疗和新闻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医疗,我深深体会到这个行业的高专业门槛和低社会门槛。所谓高专业门槛,指的是从业者需要经过很高的专业训练水平之后才能入门;其后又要经过漫长的实践积累过程,才能走向成熟。所谓低社会门槛,指的是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需要使用这项服务,每个人对医疗健康知识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医疗决策的过程。这两个门槛“一高一低”的特点,决定了医疗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又充满潜在冲突的领域。

新闻行业似乎与医疗刚好相反,它的特点是低专业门槛和高社会门槛。说新闻学的专业门槛低似有贬低该行业之嫌,但一个简单的事实却是,从对专业技能的基本要求来讲,具有正常讲话和写字能力的人,都可以以入门级的水平从事新闻报道。然而,要想做一个真正合格的记者,则在专业门槛之外的其他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对社会、人性、文化、历史有深入的理解;强烈的责任感,深厚的阅历和高度的理性;在沟通与表达能力、观察力、逻辑性等方面都需要具备优秀的品质。难怪有人说,“记者应该成为最博学的人”。

轰动一时的“哈医二院天价医药费案”逐渐被人遗忘,但是它在公众对医疗界(而不仅是一家医院)的整体认知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难以消除的。此后,中国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医患矛盾的发展可谓进入了一段“黑暗时代”。在直接参与了此次事件的报道之后,我知道“真相是无底洞的底”,对任何人所声称的真相都保持神经质般的警觉。

在“天价医药费案”发生之后的十年里,不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中国没有缓解,而且医患冲突愈演愈烈;杀医、伤医案件在各地频频发生,其中包括2012年3月在哈医大另一个附属医院(哈医一院)28岁的实习医生王浩被患者刺死的惨痛事件。

2009年-2015年4月伤医事件统计(图片来自丁香园)
中国激烈的医患冲突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国际主流媒体对此都纷纷进行报道。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连续发表文章,从方方面面剖析中国特有的医疗暴力,其中有观点认为,“媒体对医疗界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

恶性医患冲突频频发生的结果是,中国媒体和公众对这类事件越来越表现出麻木。甚至某网站在就王浩被杀的消息统计读者的反应时,竟然有65%的网友对这一杀医案表示“高兴”。而官方所做的,只是一次次空洞的“谴责”、“呼吁”,实际上他们无法拿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医疗界一度有人提出进入医院要不要安检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开始了抱团取暖式的防御或反击。除了采取一些相互声援的行动之外,医护人员戴头盔、练搏击、配警棍、备辣椒水……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自我保护,不如说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宣示恐惧和不满。

2012年05月09日,浙江省宁波市,警察向医护人员演示防身技巧(图片来自CFP)
与此同时,医疗界的意见领袖则逐渐夺取了部分话语权,在通过各种媒介与公众的互动中,他们的主动性和专业优势与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同时也打破了素来沉闷刻板的官方语境。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作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之一,社交媒体在医疗界高普及度和传播强度的优势,让他们在话语权方面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袭”。

2014年8月,“湖南湘潭产妇死亡案”在数小时之内就迅速在网上发酵。一段“惨死在手术台上的产妇”的视频引发对医院的痛恨之声四起,而与此同时,医疗界人士多方“出击”发表观点,在官方结论正式公布之前就把“不可控的羊水栓塞”定为产妇的死因而广为讨论。他们不仅通过专业性信息的传播夺取先机,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所谓“无良媒体”进行斥责和反击。

在技术性因素造成逆转的深处,更有难以觉察的医生群体在态度上的改变。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0%的患者信任医生。而2014年在另一份对医务人员的调查中,87%的人反对自己的子女学医。作为医疗暴力的受害者,长期积累的对病人普遍的怨气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医生群体中弥漫。这种状况在近两三年来愈加明显,标志着中国医患双方对彼此的态度进入到一个“双向抵触”的阶段。


十年后的又一个冬天,当所谓“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的新闻甚嚣尘上的时候,我用神经质般的警觉看着从各方面不时传出的消息。和当年翁强置身于紫玉山庄不断向媒体“爆料”不同,这一次,当事双方在社交媒体上狭路相逢,炒作的关键词由哈医二院的“天价”换成了北医三院的“大战”以后,无法不让看客们对学院路与中关村之间的这场“强强对话”产生兴趣。

除了双方机构出面用“公函”和“声明”过招外,网络上阅读量“100000+”级别的帖子纷纷出现,不仅给死去的“女博士”的家属扣上中国“顶级医闹”的帽子,而且还有来自“疑似医院内部人的微信截图”,爆出死者杨某“患有高血压,五年前曾因重症子痫在北医三院早产婴儿”,“救活了,后来又肺炎,家属自己要求放弃治疗,后来孩子死了把三院告了,赔了40多万,尝到甜头了”,“明明不适合再生,非要生,这五年没干别的就一直要孩子……”等内容。

一名孕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死亡,引发中科院理化所、北医三院、中国医师协会“公文大战”
产妇因罕见的主动脉夹层破裂死在全国顶级的妇产科里,这种情况虽然殊难避免,但对其处置的过程也并非无可挑剔,但在医疗界的各种圈子里,没有人讨论整个诊治过程的任何瑕疵,也看不到有人用医者仁心去感叹一个34岁的生命的逝去。相反,以上粗暴侵害患者隐私的内容则得以广泛传播;很多医护人员通过转发和评论此类信息而宣泄着平时郁积在内心的抵触情绪。

甚至有人检索了死者及其丈夫联名发表的学术论文,以证明“丈夫连论文都是蹭老婆的”,因而在老婆死后想“讹诈医院的钱发大财”。死者和丈夫“开公司套取科研经费”的八卦也被挖出来广为流传。在这场迅速升温的“大战”中,患者家属表示,网上出现的汹涌谣言再一次击垮了他们。“本是夫妻俩隐秘的伤痛,时至今日已成网络喧哗间的谈资。”

上海中山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杨震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医史微鉴”中说,“140个字的微博时代,网络舆论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接受过高等教育、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医界人员,在微博中初露头角。同时,由于近十几年的伤医形势,导致医界的负面表达情绪也较为强烈”,“这两年里,微信上刷之不去的各种负面事件,让医护圈里充满着愤怒,甚至仇恨”。

特别值得观察的是,普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中国医疗界,弥漫着杨震所描述的那种群氓主义情绪,而理性声音和悲悯情怀则极为稀缺,而且它往往并不来自那些位高权重或功成名就的人物。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普通医生的观察尤为可贵:“我知道大家沉浸在宣泄的快感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快感是不对的,而且它消耗着我们积聚多年的乃至未来的信用。站队式的评论让愤怒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可能让我们丧失医者应有的慈悲、内省的情怀”,“另一个不好的趋势是虽然我们反对的是医院暴力,我们却以网络暴力来应对”。

上面所说的“网络暴力”当然并非仅仅来自医疗界,但医疗界的负面情绪的确借助这一机会明显地以某种不健康的方式在蔓延。考虑到在医疗过程中,医生毕竟是主导性的一方,因而医疗界的过度反应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并且会反过来增加激发医疗暴力的风险。对此,整个社会要有基于现实的理性认识。

事实上,语言上的宣泄只是一时的,而在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医生有很多技术上的自我防御手段,这些手段的使用是否会造成病人身心和财产的损失,是值得研究和应对的问题。一名骨科医生说,“我会为一个脚踝扭伤的病人开出X线摄片,即使我断定他的骨头完好无损。在医学上不必要的检查,在法律上却是必要的。”他所采取的方式被称为“防御性医疗”。

1978年5月,纽约大学法律与精神病学副教授唐克雷迪(Laurence R Tancredi)和康奈尔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巴朗德斯(Jeremiah A. Barondess)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防御性医疗”的概念。根据他们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所采取的医疗行为,其目的在于避免医疗风险与诉讼,而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

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通过过度检查而为自己撇清责任外,医生还可能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而故意选择难度低风险小的手术方案;以及回避收治某些危重病人,或为了推脱责任而故意转诊等等。

防御性医疗有违医学的整体优化原则,它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非中国所独有。一项针对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72%的医生让病人做多余的影像学检查,67%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转诊,40%的医生让病人吃药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无过错”;还有45%的受调查者承认因为怕吃官司而弃用高风险的手术。另一份资料显示,美国因防御性医疗而支付的医疗费在2000年估计为700亿美元,而2008年则达到1910亿美元。
在医患矛盾特别激烈的情况下,中国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的机会可能大大增加。恶劣的行医环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缘由,但是作为一个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医学伦理学问题,防御性医疗可能成为医生对病人的一种潜在却普遍的“冷暴力”——构成医疗暴力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防御性医疗大行其道的前提,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一状况造成医患双方对于疾病认知的差异。因而,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这种认知差异为医患冲突的普遍存在埋下伏笔。

一项认知人类学研究认为,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作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教育的医生一方,他们对疾病的认知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下,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并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医生对疾病的认知虽然有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但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

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写过一本名为《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的书。一位中国医生在读过这本书后说,“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是我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你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消除医患双方认知差异的基础是信任与交流。就在一桩杀医案发生之后,一位资深医生感慨说:医生和患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在中国目前医患之间“双向抵触”的情绪之下,“疾病解说”显然缺乏理想的社会文化氛围,因而使之成为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作为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对疾病的认知差异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和患者都会面对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中国所特有的原因。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疗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导致政府卫生投入下降,医疗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药品加成和服务收入,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和服务可及性降低。一位转投民营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说,“政府投入公立医院最多20%,我们的公立医院其实都是‘私立医院’,政府又不肯抬高医疗服务价格,市场有自动的调节机制,患者就什么事都怀疑你拿回扣。”

事实上,“拿回扣”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当中的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以至于医疗界将这种普遍性视为其“正当性”的依据。以公立医院的身份去参与市场化经营——而且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这种扭曲的医疗服务体系让医院和医生变成了追逐利润的实体。医生的收入和其医疗行为挂钩,导致普遍的过度开药、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医疗费用大幅上涨。而费用问题是引起患者不满和医患纠纷的根本性问题。“哈医二院天价医药费案”之所以能够轻易被放大,正是因为其戳中了公众“看病贵”的痛处——这种状况迄今并未有所改变。

以逐利为目标的医疗行为严重动摇了病人对医生尊重和信任的基础。医学本身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一旦治疗失败,患者和家属遭受的病痛、对医生累积的不满、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可能在一瞬间同时爆发,难免导致激烈的医患冲突。因而,中国医生群体在从现行医疗体制的灰色地带获利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直接承担这一体制造成的医患冲突的风险。

医生本应合法地获得体面的收入,并且在很高的自尊和他尊的道德水平上从事这一职业。然而在扭曲的医疗体制的绑架和诱惑下,他们往往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捞钱”,这种状况在破坏了一个极为神圣的职业的自尊以后,直接瓦解了医生群体的精英气质,进而导致社会群体的结构性损失。

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晒出的工资单(2011年)
从哈医二院到北医三院,相隔十年的两起“非典型”医患纠纷都被迅速放大成公共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在不同背景下分别被用于完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两次事件之间,则横跨着中国医患关系的十年“暴力史”。

医疗界从被群体性“围殴”,到报复性“反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医界必胜的时代到来了”——起码整形外科医生杨震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十年过去了,和“天价医药费案”的时代相比,导致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无改变,不仅医疗体制像一名一直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一样仍在等待“开刀”,而且社会的理性、诚信和包容精神亦未得以成长。面对各种公共议题,网络上总是充满民粹式的互相攻击,医疗界在参与医患话题时也未能超越这种模式。

作为一名具有理性精神的医生,杨震有他自己的无奈。在观察北医三院这起医患纠纷所引起的效应时,他说,“这是个无序的时代。无序时代的博弈,常常是负和游戏——没有赢家。”

医患冲突的根本解决,最终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走出“无序时代”的结果,应该是回到一个“正常社会”。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而精英阶层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医疗界首先需要真正成长为社会的精英。

 

圈叔的故事

http://finance.sina.com.cn/zl/stock/20151118/141423795059.shtml

从ffsky到s1到kds,圈子就是这么小,看圈叔的奋斗史,规划、自我管理对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

 

克劳德2010年开始研究股票,并迅速在股市找到了通往财务自由之路。

他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先做程序员,后辞职去开电玩店,业余办网络电台。为了追求现在的太太,他“砸锅卖铁”,弄了个读书签证跑到美国波士顿“陪读”。

现在,对挣钱已经失去动力的克劳德以“喵播”在“猫友界”颇有声名。他写程序,直播家里收养的流浪猫的日常生活。外出旅游时,他让网友通过弹幕(以字幕的形式即时显示在视频上的评论)控制发射红外线,遥控自动喂食机给猫喂食。

克劳德科普了一下这个流程:PC抓取弹幕(爬虫技术)——分析弹幕——让USB接口的单片机发射红外或者射频——改装有红外或者射频接收器的投食机接受到信号出猫粮。

克劳德说,相比纯粹的挣钱,他更愿意把精力花在有趣的事情上。开电玩店曾是克劳德的梦想,现在,他的梦想是开一家猫咪主题公园,专门收养流浪猫。

2011年,28岁的克劳德前往美国波士顿,陪相恋不到一年的女朋友读书。

克劳德大学的恋爱就因为毕业后“异地”、“太年轻”等原因分手,这回,他至少不要重蹈“异地”的覆辙。顶着家人和朋友的不解甚至反对,克劳德拿到读书签证,千里赴美。

克劳德选择的是英孚教育的一年期游学。虽然读书也有些趣味,但读书显然不是他的目的。2011年11月18日,克劳德和女友在波士顿领证结婚,好让他可以换陪读签证继续留在美国。他们本来计划在2011年11月11日领证,但因为流程问题拖到了11月18日。

在波士顿,克劳德和女友租住在市中心一间一室一厅的地下室,透气窗外面是停车场,月租1100美元。出国前克劳德就知道自己在美国没法参加任何工作,他从2010年就开始琢磨,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参加工作的情况下,也能把钱给挣了。

想来想去,克劳德认为,炒股也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2007年克劳德开户炒过股,当时赶上牛市,他的心态也很平和,属于“瞎玩儿”。2010年股市并没有那么热闹,但他这次对炒股(还是A股)寄望很高。“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失败了就很麻烦——没那么多钱‘瞎玩儿’。”克劳德说。

面对浩荡的市场和看不见摸不着的竞争对手,克劳德直言自己有一点盲人摸象的感觉。他知道自己想去股市挣钱,但不得其门而入。“就像进门拿到的就是一个待解的方程式,但我还不懂四则混合运算。”

自己搞不明白,也没人带路,克劳德开始逛论坛、找书。他没有耐性,不想听大道理,也不想研究理论。他想找到秘笈或绝招,拿来就可以挣钱。找来的参考书,没有哪一本是他从头到尾看完的。

“初学者都会面临选择,做技术分析,还是看基本面——初学者往往没那么多内幕消息。”克劳德说。他选择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主要依靠K线,很直观。基本面要研究行业,研究企业财务报表,甚至关注宏观经济局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技术分析路线,网络、书本上资料很多,“秘笈”、“绝招”随处可见。某个指标,数值向上突破多少就买,向下突破多少就卖,写得非常明白。有的新手看到这样的“绝招”会如获至宝直接实盘,克劳德谨慎一些,毕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尝试按图索骥地用历史数据去验证那些“绝招”。大概半年多时间,克劳德每天都在看K线,每只股票他都会翻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工作。“2000多只股票,一只股票看3秒就得100多分钟,每次翻看当天的股票就得好几个小时。”

现在碰到新手问路,克劳德会让他每天坚持看A股市场的股票(当天走势),建立直观概念。他的解释是:“如果你这点耐力都没有,就不要做投资了。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付出的。”

 二

K线看久了,克劳德突然醒悟,K线都是数据形成的,每个点位都有具体的数值支撑。用历史数据检验“绝招”的工作,为什么不用程序来完成?

克劳德大学念数学专业,毕业后做程序员,处理数据和写程序对他来说都是本行。“这是非常适合量化的环境。”克劳德说。

写出大体框架后,克劳德用“秘笈”中常常提到的“金叉买入,死叉卖出”进行验证。两根均线都是上行方向,时间短的均线(如5日均线)上穿时间长的均线(如10日均线),叫金叉;两根均线都是下行方向,时间短的均线(如5日均线)下穿时间长的均线(如10日均线),叫死叉。

“这个方式简单,经常听说。”克劳德说。他验证了过去5年的数据,理论收益可以达到400%(5年资金翻5倍)。

克劳德大吃一惊。转念一想,2006年-2010年,这5年翻5倍是什么(收益)水平,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他到经常逛的论坛发帖,请教炒股5年以上的股民,得到的回复基本上是:没有亏钱就很厉害了。

 克劳德知道实盘操作跟历史回测会有区别,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收益。但这次测试还是给了他信心。他开始研究各式各样的方法,并用历史数据进行回测、验证。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方法人工验证有效,但用程序跑历史数据就没那么有效了。“很多‘肯定会涨’的方法,55%的概率都没有。”克劳德说。

他把失败的例子挑出来——失败就摆在那里,但人工验证的时候被忽略了。

“我发现人会主动屏蔽这些错误,无视,忘记。”克劳德说。初学者急于找到一个秘密武器,好让自己可以马上挣钱。当一个“秘笈”、“绝招”摆在面前,大家会被“秘笈”、“绝招”的字眼迷惑,潜意识里认为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方法。“所以很多人以为找到了很好的方法,但是一操作就亏钱。”

人工验证,人们不可能检验太多的样本,这种主动屏蔽错误和失败的危险会被放大。比如检测10次,本来五五开,结果你漏掉一次失败,胜率就变成60%了。“60%的胜率和50%的胜率差别可就大了。”克劳德说。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样本太少,在得出的结论是靠不住的。所以掌握了程序验证的方法后,克劳德再也不人工验证某个“秘笈”或“绝招”了。

找到一些靠谱的策略之后,克劳德开始实盘交易。

虽然“砸锅卖铁”,但克劳德最初投入股市的钱并不多,只有几万块钱。2011年夏天到2012年夏天,他获得50%左右的收益。“对我来说已经很多了。有好几万了。”克劳德告诉我。

2011年夏天到2012年夏天的股市,整体呈现下跌态势,大盘指数大致从2700多点往2200多点回落。能拿到正向收益,而且高达50%,对一个刚刚实盘检验自己策略的投资者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

从后面的操作看,克劳德所谓“已经很多了”,重点应该是指收益率,而不是赚到的钱。在行情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收益率这给了克劳德信心。他开始放大杠杆,融资炒股。

克劳德的策略,历史最大回撤是25%,他铆足了劲,第一次放杠杆(2012年夏天)就是4倍——也就是说,如果满仓且赶上最大回撤,他就会赔光本金出局。

“压力很大。”克劳德说。他能够如此大胆,是想更快地挣到更多钱,“也因为本钱少,胆子更大,输光了东山再起压力也没那么大”。

为了不让自己的情绪跟着股市行情波动,克劳德疯狂地沉迷于网络游戏中。他一直在玩儿一款叫《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的游戏。

“看股票的人都懂,即便我量化了,心情还是会被股市波动影响而产生不正确的判断甚至干预,这是交易的大忌,更是量化交易的大忌。 所以我用游戏很好地麻痹了自己。他们在看股票,我在玩游戏。《最终幻想》就是我的股市镇定剂。”克劳德说。实盘中他的最大回撤达到13%,本金亏损达到52%。

克劳德4倍杠杆从2012年夏天持续到2013年夏天。2013年夏天-2014年夏天,他把杠杆降到2倍。两次大胆的操作,让他迅速脱离了财务上的“屌丝”状态。之后就不再带杠杆了。

克劳德跟女友的恋爱,包括在美国结婚,一直得不到女友父母的同意。2013年8月从美国回到上海,他们还被迫保持一年多的分居状态。克劳德身高165cm,他一直以“矮穷挫”自嘲,现在,他可以大声说,自己不再穷了。

乍眼一看,克劳德似乎就是一边打游戏一边就财务自由了。

其实他能一边实盘交易一边打游戏,是因为他的策略都是有历史数据支撑的。当然,历史并不带代表未来,而且再完美的策略,都随时被一只或几只黑天鹅盯着。最终能够探出这条路来,克劳德特别强调交易者的信仰。

如果你的策略在统计上胜率是靠谱的,你需要做的是坚信你的策略靠谱,并坚持下去。他用色子(游戏或赌博工具,也称“骰子”)来作比。1-6点的色子,掷出1、2、3、4都算你赢,理论上,如果你长期玩儿(数万次乃至更多),你赢的几率是67%,但如果你运气不好,可能前几次乃至前几十次掷出的都是5或者6——你都在输。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坚定的信仰,你会质疑自己掷色子的方式,质疑色子(是不是只有5和6)。

“如果我们有信仰,就会坚信只要一直扔下去,1234都会慢慢出现。这就是差别。”克劳德说。很显然,他是坚持掷下去的那一个。

操作层面,克劳德希望样本足够多。所以他的股票持仓时间都不长,每只股票就1-2天停留(股票T+1不能当天买卖)。“我不做基本面研究和价值投资,有些人一只股票捏三五年。中国的A股市场一共20多年的历史,有几个三五年?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掷色子的次数太少了,我没法判断它到底有几个点,我没有这个信仰。但是另外的人可能不这样认为,他们也有很成功的。”

 四

克劳德之所以强调信仰,是因为他这些年接触不少新手,大家的心态往往都比较急。

 让新手挨个去看2000多只股票的K线,让他们要有信仰,让他们坚持,“他们不认为你真诚,认为你在废话”。“你给我一个直接能用的,你就告诉我这样买入,这样卖出,然后就可以挣钱。我不要知道其它的。”克劳德描摹新手的典型心态时说。

  克劳德乐意跟人分享,从打游戏到做股票。交易门的一个主角徐宁走上程序化交易的路子,就受益于克劳德的分享。徐宁称克劳德为帮主。“他是个很容易成为帮主的人。当年卖游戏机,卖得半个论坛的人都知道他。”徐宁说。

在波士顿研究股票时,克劳德也经常跟网友分享他的想法,他会在自己的股票群贴出当天买入或者卖出的股票。刚开始有好几个网友跟他一起做,慢慢地越来越少。

“一开始亏钱就不跟了。”克劳德说,“他们要的是100%的成功率,或者90%的成功率,再不济也要80%的成功率才好。但是据我所知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方法。”

从2010年开始认真研究股票到现在,两次放大杠杆,克劳德已经财务自由了。但他并不是总在挣钱,今年6月份以来的下跌,他也亏了30%左右。不过这样的亏损对他来说已经有点波澜不惊。“根本亏不到本金,亏来亏去都是赚。亏掉一半也足够我的生活,没什么压力。”克劳德说。

这里面有财务状况改善后的从容,也有他所谓的投资者的“信仰”。2010年开始研究股票以来,克劳德经历了熊市转牛市,又遭遇今年6月15日开始的下跌。“我们迟早会面对这一天,暴跌。一开始就非常确定地知道这一天。”克劳德说,“如果现在谁在那里惨叫‘哎呀今天又爆亏100万’,我们会说,好羡慕啊,哪像我,我今天只亏掉10万——他有爆亏100万的一天,就有爆赚100万的一天(资金量大)。”

所以更简单一点理解克劳德所谓的“信仰”,就是你知道自己的策略会挣钱,但亏钱是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产生亏损的时候,要能保持信心。通常来说,轻仓会让自己在面临亏损时压力更小——但克劳德的财务自由之路更粗暴,他放大了杠杆。

克劳德并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投机客。他说,我们就是来投机的,通俗点的说法就是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这个市场里,大家都把自己口袋捂得紧紧的,等着从别人口袋里面拿钱。

“你凭什么做一个从别人口袋里拿钱的人?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勤奋,比别人有信仰,或者这几条你都具备?很多人朝九晚五地上班,闲暇之余想投机一把,赚点钱。市场里面有我这样的职业玩家,还有很多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你凭什么能从里面拿到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想抢钱,又打不过人家。”

这算是克劳德给新手的一点提醒。

在挣钱超过100万时,克劳德觉得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我以前就是个穷人。当一年在股市赚的钱超过之前赚的所有的钱之后,就没有什么动力了。”克劳德说。克劳德在徐宁眼里是一个欲望比较简单的人。“很久以前我赌着80万,他用50万配资150万的时候,他就觉得有200万本金每年赚50-100万已经足够用了。”徐宁说。是的,如果你看过徐宁的故事,你就知道他总是用“赌”形容自己的股票投资。

去美国之前,克劳德在上海市徐汇区开了三年多电玩店,主营PSP。为了开电玩店,他在2007年初辞掉程序员工作。他把店开在徐汇区漕东路漕溪路路口附近,一个“T”字路口的尽头,一个月3800元的租金。签租房合同时房东老太说:“你要考虑清楚啊,这里开什么最后都倒闭了,你看这书店也就开了半年。”

克劳德最终接下了铺面,因为开电玩店是他儿时的梦想。选择这个铺面,一来因为租金便宜,再就是,“梦想这东西,实现过就可以了”。

克劳德开电玩店,收入并不高——特别是跟做程序员相比。巅峰时期他一个月能销售100台(PSP)主机,一台主机100块钱的盈利,算上配件可以挣到150块钱。“去掉房租、水电、小工工资,大约七八千的收入。”克劳德说。淡季时,他一个月只能卖出20-30台主机。

2010年9月,克劳德把电玩店转让给了朋友的发小。转让前两个月,他还花了两万块钱重新装修了店面。因为眼看电玩店的梦想就要结束,但店面看起来还不是他理想中的样子。

电玩店带给克劳德无数珍视至今的经历。他被骗过钱,被示过爱(也示爱被拒过),被邀请去拍小电影(当然没去),他设机关“诱捕”流浪猫(为了收养)……最为宝贵的经历则是他利用闲暇时间做网络电台,认识了一位当时正在波士顿念书的听众。他们相识,相恋,才有克劳德炒股这段故事。他们结婚,才有现在做“喵播”的故事。

财务自由之后,克劳德除了出去旅游的频率增加,并没有什么铺张的消费。他2005年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一直租房生活。2005年他800块钱一个月,租住一个套二中10平米的小房间。

采访那天,我跟克劳德约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谊广场的一家咖啡馆,他骑个“两轮”就过来了(克劳德买了车,但仍然对“两轮”不离不弃)。他跟太太刚搬到附近。他们在家里直播宠物猫的生活,“我看了40多套房子选中这一套,就是想找更大的更便于直播的客厅”。他们现在租的房子132平米,客厅有10米长、4米宽,月租10000块钱。

克劳德对生活要求比较低,特别是物质生活。他不需要大房子,温饱就知足。他自有一套理论来解释:假设你活在500年前,能吃顿饱饭应该就很幸福了。如果当时我保证你每天都吃到饱饭,甚至有肉,你愿不愿意去做点有趣的事情?我想是肯定的。好了,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得饱饭,还有肉吃,但是我们在做什么?在焦虑,在痛苦。什么时候可以换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

相比挣钱,克劳德更喜欢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人活着,无非是为了争取更多美好的记忆。”他说,“钱在好玩(梦想)面前,真的是次要的,我还是那个当年辞去工作开电玩店的我,压根没变。”